学校纪事——我的教师生涯目录

之一——分配

之二——农场

之三——老乡

之四——老师

之五——学生

之六——尚武

之七——遇险

之八——体罚

之九——爱情

之十——尹杰

之十一——李璞

后记

分配

       很快就要毕业分配了，为了找个好的去处，同学们都忙起来。

       家在油田的学生自不必说，他们的社会关系本来就在油田，近水楼台，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在去向上基本不用担心找不到相宜的地方。或者是就读的这所师范学校所在的油田中心的市内，或者是周边的指挥部单位，亦或者到所来的地方去——以便离家人近些，但也一定是指挥部基地的学校。而对于我们这些农村考上来的，就没有这么乐观了。如果不想想办法，没有门子，只有听天由命，做好奔赴天涯海角的准备了。因为作为油田的企业，有很多延伸四方的偏僻的农场。这样的农场依附采油矿而设，有的与油田中心的距离达几百公里。即使相对于油田中心已经相当偏远的指挥部，它也有距自己基地上百公里的农场。在这样的农场里，生活着油田工人从农村老家迁来的家属以及他们的孩子。因此也就有了学校，有了我们农村毕业生要去的地方。

       去哪里的选择，我是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的。在我心里，能考上学，跳出农门，就是最大的愿望了。我一直固执的抱着这样的观念：吃过了十几年寒窗之苦，凭自身本事挣来了今天命运的我，最后如果为找个好点的地方去求人，有损人格。再说，班主任不是也说了吗，分配要看平时学习成绩和品行的。我想这个社会还讲公正的话，就不一定轮到我到最坏的地方去吧。话又说回来，最坏的地方又能怎么样呢？那也是油田的企业，怎么说比自己来的地方要强百倍吧。因为现在我的身份和以前应该不同了，我的身上已经打上了体面的“城镇户口”的标记。因此当同学们为前途殚精竭虑，四处奔波的时候，我却不屑于，也不愿于求人，做好听之任之的打算了。

       然而，我的表哥是为我操了心的。他是十年前来到油田的，在距油田中心不远的一个指挥部机关上班。他有幸曾和我们师范学校的一个主任一块参加过函授学习，他告诉我他跟那个主任打了招呼，然后叮嘱我去到那个人家见个面。我不认识那个主任，而表哥这个时候有事，不能亲自带我去。在电话里，我“嗯啊”的应承了，但是因为不情愿，最终我也没有去。分配的前一天，班主任却找到我，问我填的志愿还改吗，我说不改了。当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第一次看见班主任面对我时欲言又止的神情。我填报的都是市区的好学校。

       当看到同学们为有个好的归宿，各自心里打着小九九，甚至诡秘的托人拉关系的时候，我开始怀疑同学之间的友谊了。因为这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那些借助关系，想尽办法要留在一个好地方的同学，挤掉的是我们本该也有的机会。平日里可以谈情道义，而在利益面前，这温情的面纱就显出了它的轻薄——

       分配方案下来了。我被分到离油田中心最远的一个指挥部。当一切水落石出的时候，我曾对自己的命运和前途有过惶惑。看着昔日厮守在一起的同学纷纷离去，我悄然的收拾自己的东西，也蹬上了来接我们的车。

       我要去的地方，是油田的最西部。先到了指挥部，有负责人员让我们把行李放下，说在这里呆几天就可以安排我们去哪里了。这个指挥部的学校，也分三六九等。好的就是在指挥部的学校，较好的是在附近的工矿企业，最差的是离指挥部还要二百多公里的农场学校。可以预见，被分到这里的毕业生们，为了有个较好的去处，又将有一番明争暗斗了。而我，几乎没有悬念的，做好了去最坏地方的准备。果然，我被分到了那个最远的农场。这个时候，我跟表哥取得了联系。他正为找不到我着急，当得知我没有去找他托的那个人，从电话里我听出了他的愤怒。他带着失望和嘲讽的口气说：“你那里应该是体验生活的好地方。”

       和我一起来的毕业生里，共有六名被分到那个农场。四男两女。其中一个男生和我同是中文系的，但不是一个班的，还当过班长，其他的是别的专业。领导说暑假过后再去农场，行李暂时放在指挥部，我们可以回家了。

       过完暑假，我们回到了指挥部。去赴任的前一天，指挥部管教育的领导召开了全体教职员工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我们看到了新换的教育科长。新科长怎么看也不象个文化人，甚至感觉那崭新的白衬衫都是为了开会才穿上的。他虎背熊腰，满脸酒糟疙瘩，还留了个板寸头。那天，他却是主角，讲的话最多。他煞有介事的说要给分到边远学校的老师争取提高待遇，而令我们印象最深的，却是当他对老师提出要求，绘声绘色的描绘某些老师的不当着装时，连女老师的内裤颜色都要大加渲染的兴致。

       第二天一早，我们被一辆小面包和一辆小货车载着，离开了这个短暂逗留过的城市。柏油路越走越窄，最后竟然蜿蜒曲折，而且颠簸起来。一路上，伴随着“怎么还不到”的焦虑，心里也越来越凉。快到中午的时候，终于到了一个全是平房的所在。这里是一个大队，一个农民模样的队长招待了我们中午饭。喝啤酒没有杯子，就每人一口大瓷碗。席间，和我同系的校友忍不住问队长，我们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里？队长避开他的眼睛，意味悠长的说，刚来到，怎么就急着离开呢。

       饭后，喝了足足八大碗啤酒的司机师傅仍然开车，送我们到学校去。车转了几个弯，最后在由西往东的一条路的末端，看到了学校。只见两个光秃秃的砖垛子门柱，连接着向两个方向延伸的矮墙；院子里有很多树，以杨柳树居多，有些已经长得很粗大了，但是很杂乱。要穿过这些树丛，才能到我们的宿舍。我们有些担心，提议下车。司机不理会我们，执意往前开。他满嘴冒着酒气，一副很有把握的神气——但是，紧接着就听“咣当”一声，一边的车头碰到树上了。好在车速慢，我们没有人受伤，但是受了惊吓。这时，我们才下来，七手八脚的从车上卸下各自的东西。

       两个宿舍紧挨着，四个男老师住一个，两个女老师住一个。我们的是个里外间，女老师的是个大通间。大通间里有台电视机，是学校提供的唯一可以休闲娱乐的设备。

       这就是我结束学生生活，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到达的目的地。在这里，有我四年的教师生涯。

农场

       农场有一百多户人家，一家一个小院，一律的砖瓦房连排在一起，倒是整齐划一。看房子颜色已经有年头了，那灰土土的样子，据说是当年以原油为燃料熏染出来的。每家的房前屋后，但自有空闲的地方，便被开垦成菜园。农场周围，就是连片的田地，和村庄里的庄稼连接在一起。从农场往外不远就是村庄，最近的一个村，不到一公里，现在已忘了名字。往北两公里，是演武，往南四公里是唐庙。因为这两个地方是集市，去的趟数多，所以记得清楚。西南方向出去两公里，也有一个农场。虽然都是油田的农场，但是却属于不同的指挥部，因此互相之间没有什么牵扯。

       农场虽然也是种地，但和周围的自然村又有很大不同。自然村是世代定居，以务农为生的人群集聚地。而农场，是油田为了安置工人家属，买下一片土地，然后在空地上生造出来的居住地。他们的身份也不一样。村里的农民，那就是地道的农民。而农场的家属，却是依附油田企业，受油田指挥部统一管理，采用集体化方式生产的。这就很象农村连产承包以前的生产队，依然是大锅饭的的模式。所以要挖沟，大家都去挖沟；要锄草大家一起去锄草；要施肥大家一块去施肥。干活有队长领着，还得有个大喇叭之类的东西用来下通知或者发号施令。待遇也是不一样的。虽然是这种容易造成出工不出力现象的旧的模式，但是因为有油田企业荫庇着，严格意义上讲是不负盈亏的，估计也没有村庄里要承担的各项提留税赋。即使所出产的连自己吃的都裹不住，为了照顾职工才把她们迁来的油田，也总不会让她们饿着。再说，这样的每个家庭，都至少有一个职工在油田上班，职工的收入，是村庄里的农民望尘莫及的。因此，看上去貌若相和，而内里乾坤不同。无论从干活的环境还是从生活条件上说，农场人比之农村人都有着绝对的优越感。虽然也是风吹日晒，面目黎黑粗糙，但从衣着的花哨，到神情的闲逸，在人群里一搭眼就能分辨出来。更别说这些家属来自全国各地，操着各自的方言土语，就更是仿佛打上了与众不同的标签。我来到农场就听到家长有这样叮嘱孩子的话：“不要跑到某某村里去，村里的孩子会把你的衣服扒走——”

       我所在的农场还有一个特别之处。这个农场距离所属指挥部足有二百多公里，几乎就是纯粹意义上的家属安置点。因此，我一直纳闷这个指挥部为什么跑这么远弄个农场呢！因为远，所以职工们一两个星期，甚至一个月才回来一趟。这个农场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大队办公人员是成年男性，其余的是清一色的家属和孩子。一茬茬的长大了的孩子，便又到工矿企业上班了。谁离开这里，就不想再回来。所以在这个农场，出出入入的，除了中年以上妇女就是未成年。街上要走出个大姑娘，都倍感稀罕。

       这一年，我们六个老师，其中还有两个女老师，被命运投放到这里来，给这个偏僻得几乎“人迹罕至”的农场，委实增色不少。据人们说，平时大街上，哪里可曾一下子冒出齐刷刷的五六个年轻人哪。刚来乍到，环境还没熟悉过来，我们几个往往相约到处逛逛，因此便惹来四下里想看又不敢大方看的眼光，和伴随着的“嘁嘁嚓嚓”和指指点点的神形。

       在这个学校里，我们最先认识的有个陈老师。他是个老教师了，而且是正规名牌大学毕业的。就是为了能和农村的老婆住在一块，才申请调到油田来，于是在农场里安了家。我们曾纳罕他为什么找了个农村老婆，当见到他老婆时，才发现他的老婆原来很漂亮，虽然已经四十几岁的人了，却仍能从眉眼里看得出当年的风韵，于是我们也就释然了。陈老师五十岁左右，满脸的沧桑感，但是脾气好，很快就和我们几个熟络了。他教英语，教的课是孩子们最爱听的。他的职称在这里算是最高的了，开会的时候，特别是指挥部管教育的领导来时，都称他为“教授”。即使话里面有调侃的成分，他也不以为意。他平时只是穿一身青灰的裤褂，脚上是老婆做的布鞋。略带发黄又夹杂了白色的头发，看上去就象缺乏营养，而且疏于整理的扎煞着。他抽旱烟，隔不了多久，他就骑个破自行车，或者干脆步行到北边的演武集去买烟叶。当他蹲在烟摊前搭讪着买烟的时候，和一个农民无异，不认识的人，怎么也想象不到他竟是个教授级的老师哩。

       农场的西边，有一个水库，这是农场为了旱季浇地用的。这一年，正赶上大旱，所以水库里的水快被抽干了，水库里生长了好几年的鱼，也就活到了头儿。我们到农场的时候，逮鱼的热潮已经临近尾声。那几天，还没开学，水库里从早到晚仍然有不断去逮鱼的人，而多数是孩子。有一次我在去看热闹的路上，碰到一个浑身沾满泥巴，黑灿灿脸色的男孩子正往回走。我见他手里提着个沉甸甸的塑料水桶，就好奇的叫住他。那孩子停下来让我看，果然有一条足有二斤多的黑鱼盘曲在桶底。我惊奇的问怎么逮的，那孩子轻描淡写的说，用罩子扣的。我接着问他上几年级，他说再上就上初一。我想这就是我可能将要教的学生了。我兴奋的告诉他，我可能教他，是他的老师时，没想到那孩子却是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弄得我反而觉得情绪过了头。

       刚到的几天，我们还没有炉灶，有人安排我们到大队食堂吃饭。食堂离学校大约有里半地，因此我们放了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往食堂赶。食堂里做饭的只有一位五十多岁的阿姨，为人很和蔼。我们喜欢她熬的稀饭，因为不但香而且很黏糊。我想，等大队里给我们焊好了炉子，我们就可以在宿舍开火，不必每顿饭跑这么远了。到那时，我们的生活就该步入正规了。

老乡

       油田的老乡不同于其他地方的老乡，对这一点，我来到农场，很快就有了切身体会。

       虽然仍是在山东地面上，但只要是一个县的，甚或是一个地区的，接上头儿，就仿佛无条件的成了亲人。因为作为油田的企业，当初人员多是随部队成建制的被调来，而这些人祖籍在南方省份的居多。所以，在这个小范围里，山东人反而成了少数。上百户的农场，来自山东一个县的充其量不过两三户。凑巧的是，当年刚换的学校校长，和我竟然是一个地区的相邻县的老乡。他也是为了能和农村的家属厮守在一起，从老家的学校调到油田来。后来得知，当他拿到分到农场学校的我们的名单时，还没见上面，他就在替我盘算了。他盘算的是看一起分下来的有没有女教师，然后考虑把女教师分到和我一个办公室。于是，在他的这份私心促使下，两位女教师中的一位，英语专业的刘老师就和我分到了一个办公室，分别担任初一两个班的班主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有事没事的就邀请我们新来的几位老师到家里做客，为了撮合我和刘老师的关系，每次都会叫上我俩。他姓于，因为他对我的这份情意，我觉得称呼职务就显得生分了，因此我不喊校长，只称其为于老师。

       另外还有两户老乡。其中一户和我是一个县的，说起来在老家相距还不算远。开课的第二天，这家男老乡就找到了学校里。因为他的两个孩子恰巧都上初一，而且就在我当班主任的这个班。听孩子回去告诉，知道新来的老师是老乡，他就特意赶来见个面了。老乡姓王，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皮肤黝黑。他在指挥部的一个厂上班，正巧赶上休息回家来。老乡一见，没有多少话，从里到外感到亲切实在。他邀请我到家里吃饭，我也不假意推辞，便跟了他走。女老乡是典型的农村妇女，以前在老家务农，现在来到农场照样干庄稼活。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大的是男孩，头脑有点憨；女孩很机灵，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黑白分明。在老乡家不用客气，他们做什么我吃什么。老乡叮嘱我没事就到家里玩，说别的没有看电视还是方便的。他们对我也没有什么要求，只是说让我看好两个孩子。

       另一户老乡和我是一个地区的，男老乡姓付，我便喊他付叔，他在农场给队干部开车。他是这个农场里仅有的几个男职工之一。因为是开车，而且又是和队领导混在一块，便拥有了在农场不容小觑的地位。因为这个农场距离指挥部远，农场和指挥部之间每周只有一次班车，平时每家有个大事小情的，免不了求到这位老乡。付叔家是个大院子，中间一道墙隔成了东西两部分。我在他家吃过几次饭，因此也有机会和队上的几个头面人物坐到一起。三家老乡比起来，付叔家的条件算是最好的。

       三位男老乡所处位置不同，干的工作也不一样，但是脾性却有一点出奇的一致，那就是不爱言语。姓王的老乡还稍好些，也是有话才说，无话不找话。而如果到了另外两家，随你坐立起卧，男主人都不会多说一句话。即使坐在一起，也多是相顾无言。时间长了，却也并不尴尬。付叔家的黄姨是个爽快爱说的人，说有一次她在外面明明看到于老师进到她家去了，等她过了好大一会儿回到家，却听不到屋里有一点动静。她狐疑的掀开门帘，却看见两个闷葫芦似的人都在屋里大眼瞪小眼的坐着哩，倒把她唬了一跳。

       自从分配到这个农场，虽处于人海之中，却感觉四顾茫茫，无所依傍。再加上相对封闭的环境，百无聊赖的生活，时间不长，一种无以排遣的寂寞就笼上心头。老乡情节的存在，成了这种情绪的缓释剂，因为总算还有去处。于是，下了班的时候，在学校里觉得没意思，我就会溜达到老乡家。老乡也乐得接待，从未表现出不耐烦的神情。遇上饭时，不用老乡紧让，我也就留下。时间一长，老乡也不特意伺候，赶上什么吃什么，让我每次都有了到家的感觉。这对于我而言，也算是有一份温暖照耀在内心了。

老师

       学校里的老师，加上我们刚来的六位，一共不到三十人。除了我们和我们之前从学校分来的四个，其余的都是或者部队转业而来，或者从地方调进，再就是从外面聘请的。其中有两位稍年轻的女教师，是职工家属。因为丈夫在指挥部厂子里，有高中文化的她们，便谋得了来农场教书的差事。

       学校的书记是部队转业，估计没有多高的文化，只偶尔带带政治课，也不过是照本宣科，学生爱听不听。不过对老师们还是挺尊重，见了面总是尽力的使笑容堆满脸颊。有一个教英语的王老师，三十几岁，看上去老成干练，颇有城府。在我们来之前，应该算是学校里挑大梁的人物。但是也就是我们到的这一年，暑假前的期末考试，因为一个女生作弊，他提前收了该女生的试卷，并把她赶出了教室。没想到那个女生竟然想不开，喝农药自杀了，不过也没听说王老师因此受到处分。初一两个班，我被安排带其中一个班的语文课兼班主任。而另一个班的语文老师是位老教师，四十多岁，爱喝酒。听说他买过一辆挺时髦的大摩托，有一次出去到朋友家喝酒，回来醉倒在路边的沟里，第二天醒来时，人在，摩托车不在了。

       我的老乡，校长于老师的家属没有什么文化，我想应该是照顾性的安排在学校，做简单的收发工作。每次见了面，我都称呼她杨姨。可是她好像觉得担待不起似的，每次都不敢踏实的应承，却总是吆喝着两个上小学的孩子喊我叔叔。于是我叫她姨，她就让孩子叫我叔叔，一直就这么乱着辈儿的叫。于老师每次开会，在表扬了一大片之后，末尾总是要点着名的批评杨姨几句。也不知道这是他的策略——即使发现了别的老师有什么过失也不好说，便拿自己家的人说事呢，还是杨姨真的经常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总之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有点好笑，同时也替一个老实的连客套话都说不了的农村妇女抱委屈。好在杨姨习惯了，每次也就红红脸，过后什么事也没有，这也应该称得上是夫唱妇随吧。

       前几届分来的四位老师里，有两位神经有点问题了。一个姓王，教物理的；一个姓徐，教政治的。姓王的老师，可能性格本来就有些孤僻，不爱接触人。那一届只有他一个分到这里来，现在变得越发不和人们打交道，见了同事也不搭话。上课的时候，不管学生听不听，他两眼发直，视若无物，只管讲；下了课，他就憋进自己独自一间的宿舍关上门，听说是在练气功。他走路的姿势，很像提线木偶的样子：目不旁顾，四肢僵直，而且摆动的幅度很夸张。只要他在外面一走，便引来一些人，包括学生们背地里的指点和嬉笑。而徐老师却是另一种情形。没人的时候，他的嘴里也念念有词。还好和我们还有话说，但看说话时的眼神，却是六神无主，一片茫然。对于他们，现在写来，我心里仍然不是滋味。因为他们也是农村考学出来的，在这里几年下来，竟成了这副样子。

       学校里有家室的老师，都在农场里有房子住。在学校宿舍住的，就是我们这些单身汉。这里面包括上面提到的王老师和徐老师。农场里给每个宿舍发了一套天然气炉子，我们自己开火做饭。所不同的是，这一年，我们一下子分来六个。这六个，自然就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不比我们的前辈们孤身只影的面对命运。但是，当学生放了学，诺大的院子里也变得死气沉沉。到了晚上，院子里只有一盏发黄的灯泡，有限的光圈外树影婆娑，黑黢黢一片，有些瘮得慌。所以，没事的时候，我们就自己找乐子打发时间。我除了到两位女老师宿舍看电视，晚上有空就多是串老乡家。而和我同是中文系的那位老师，喜欢上了钓鱼。有时候即使是上班时间，只要没他的课，他就出去钓鱼。从学校大门走怕人看见，他就把钓具从墙头扔出去，然后翻墙出去。另外两位男老师，一个不久从老家接来了早已订婚的媳妇，很快就在农场安了家，媳妇也成了家属中的一员，和其他的家属一样下地干活了。而另一个，除了也走走老乡，便还有在大学时谈的女朋友，时不时的来看他作为调剂。两位女老师，却好象比男性耐得住寂寞，很多时候，就是在自己的宿舍里呆着，或织织毛衣，或看看书。在她们那里，日子像潜流一样，流淌得无声无息。

       过节的时候，农场里按惯例要分东西。或者是几斤猪肉，或者是几斤鱼。十月一的时候，便给每人分了七八斤猪肉。面对这一堆猪肉，我们反而犯了愁。因为一次吃不了，放久了怕坏了，而要分同时都分，老乡家里的冰箱也装不下，于是那几天我们变着法儿的吃猪肉。来农场之前，我几乎没做过饭，因此，什么都得靠自己摸索。开始一段时间，我把白菜炒糊了好几次，因为我理解的炒菜，就是干炒，后来才知道必要的时候放点水。这次我想出的法子是把肉切成小块，然后用酱油煮。因为这样吃起来不很腻，又能多放几天。这样吃下来，也有一两个月不再想肉。

       生活似乎就这样按部就班起来。除了和学生们搅在一起，就是这种缺少变化的日子。随着一天一天的重复，我越来越感到了单调和枯燥。有时候我觉得生命仿佛掉进了黑洞，想挣扎出来，想看到一点亮光，却永远争脱不了包围。而潜意识里却好像总是希冀着发生点什么，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学生

       农场里，我们面对的这群孩子，与出身于农村的学生时代的我们有着很大的不同。

       他们的父亲或者父母双方都是油田职工，他们从小就获得了一个城镇户口或者至少也是油田户口的身份。有这个标签，对他们而言，考上学是造化，考不上也有油田这个旱涝保收的饭碗。所以，即使仅仅初中毕业，这些油田职工子女，也能被安排工作，而且待遇要超过地方上的一般企业。如果是在前线的，一上班收入就能赶上经历了十几年寒窗之苦的老师。所以，他们没有学生时代的我们那般求学的压力。多数孩子混个初中毕业，亦或读个技校，就能悠哉悠哉的上班挣钱去了。对人生目标有更高期望的，实在是少的可怜。

       然而这个农场和油田其他地方比起来，还有不同。老祖宗告诫“子不教，父之过”，这话放到今天也不过时。因为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无论学识还是阅历，一般都会在家属之上。可是，这里的孩子，很多一个月才见到父亲一面。一个月之中眼巴眼望的盼到相聚了，做父亲的亲还亲不过来，哪里还有狠下心教导的份儿。所以，这些孩子天天依偎着的大多是目不识丁的家属。而这些只是从农村换了个地方，生活上却变得安逸了很多的家属，更多的心思是放在了不让孩子吃苦受罪上。所以，这些孩子不知道学习为何用的多，贪玩的多。女孩子还倒安静些，有些男孩子调皮起来，不服管教，甚至“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事都干得出来。掉进这样的孩子堆里，可以想象我们有怎样的苦衷了。

       更甚者，学生根本不把老师放在眼里。农场和指挥部之间，只有周末才有班车来回，人多车少，所以每次人们都要挤车。为了能有个座位，上午来下午走的车，上午车还没来到，在停车点就已经等了很多人准备占座位了。有一次我们学校的书记到指挥部办事，他没有提前占下座位，车上有不少的学生，有已经走出校门的也有在校的，竟没有一个让座的，愣是让这位书记大人站了一路。提起这件事书记就摇头叹息，感伤不已。

       开始的时候，我有些不相信。初来乍到的第一个元旦，我作为班主任，兴致勃勃的要搞台晚会，和自己班的孩子们乐一乐。孩子们听到这个消息，几乎是欢呼雀跃了，那高兴劲儿好像以前不曾有过这种快乐似的。然而，消息传到了同年级教语文的老教师那里，他却过来劝阻我了，他叫我小周。“小周呀，你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你不弄出点动静，还怕那帮坏孩子找茬呢，你搞什么联欢会，到时候不够他们捣蛋的——” 他说的那帮坏孩子，指的是已经毕业，或者参加了工作，或者仍暂时滞留在家里的学生。

       可是我已经把搞活动的消息发布给全班的同学，而且我也有点不信邪的劲儿。于是，活动仍然搞。果然，晚会开始不久，教室门口就晃晃荡荡的来了几个半大小子。我看里面有穿着参差不齐的衣服的，有留着怪模怪样的头型的，也有耳朵上架根烟卷的，竟然还有装备了乐器的——一个撇腿拉脚的小青年身上斜斜歪歪的挎着一把和他瘦小的身形不相称的大吉他。不等邀请，他们就径直进教室了。我是做好了应对的准备的，但是也没料到这么突然。我只好笑脸相迎，客气相待，并让学生们鼓掌，营造出欢迎他们的意思。他们或许没想到会得到这样的礼遇，也或许以为我这个新来的老师还算识趣，于是也倒没生出什么是非。那个背吉他的小伙子赖赖歪歪的唱了一首歌，自觉无趣，说走一拉溜的都走了。但我却是一直提着心，手心里捏着把汗，生怕他们当着我的学生面给我下不来台。经过这一回，以后我也不想搞什么联欢活动了。

       但后来的经历，还真是让我开了眼界。套用现今流行的话说，就是“见过恶劣的，没见过这么恶劣的”，那就是学生竟然打老师。当然，在校的学生尚且没有这个胆儿，而是已经毕了业，参加了工作的曾经的学生。在他就读的时候，哪个老师批评过他，或者较为严厉的管教过他，那么他反过头来就要讨个说法了。这个时候，当初的细伢子个头也有了，力气也有了，而且有帮有伙的，抽个方便返回学校，要么寻衅滋事，要么就动“修理”老师的念头。如果他的弟弟妹妹或者其他相干不相干的仍有在校的，他还要给老师撂下个话儿，威胁老师对某某客气点。

       我们一起分来的，教政治的张老师就有过这样的遭遇。有一天，他被一个以前教过的学生叫出去了。一开始他不知道什么事，就跟着去了，结果着了一帮小混混的道儿。当时没有其他老师在场，只是回来后，人们发现张老师脸上乌青了一块。

       即使身为校长的于老师，也难有一隅偏安。一个夏天的夜里，自家院落里突然“砰砰乓乓”的落下几块砖瓦石头，有一块把窗玻璃砸破了。于老师从屋里追出来，哪里还能见得着踪影。虽说没伤到人，却把两个孩子，还有六十多岁的老母亲吓得够戗。这件事，于老师断定是学生所为。

       这学没法教了！我们是来传授知识，教书育人的，怎么反而象进了担惊受怕的是非之地，连人身安全也不保了！——可是我们能到哪里去呢？调到别的地方，没有门路；放弃吧，又怎能甘心。因此，只有做好与这群“学生”周旋下去的打算。对老师来说，教学更多的是个良心活儿，而在这里，我们的良心只能对那些少数还想学习的孩子守住底线。呜呼哀哉，师生关系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是老师的不幸，还是孩子的不幸？

尚武

       夏天周日的一个下午，学校内外成溜儿的或打堆儿的有不少人，而其中，就有当时在校的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年轻男老师。我们络绎跟在孙老师后面，出了学校向东北方向而来。学校东北里把地的地方，是农场的养鱼池，鱼池堤坝上是开阔的亮场子。你可别以为我们是为了和鱼有关的事而来——不，我们是给孙老师助威来了。因为，一个被呼做李三的孩子头儿，今天约孙老师要在这里较量较量。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头一天，也不知这个李三为谁出头，突然闯进孙老师的宿舍，没说几句话就动了手。这个李三在毕业好几年了，在油田的另外一个指挥部上班。他一回到农场，身边便汇集一帮小喽罗般的半大孩子，跟在他的屁股后边听他发号施令。他身材高大，胳膊腿粗壮，自恃有把子力气。但是没想到，虽然看上去文质彬彬，鼻梁上还架了副近视眼镜的孙老师，身手却比他快，一个转身把他弄了个跟头，他没捞到一点便宜。李三不服气，嫌屋里空间太小，于是今天相约到外边空地里比试比试。孙老师是早我们几年分来的，教生物，平时爱打篮球。遇到李三的挑战，他一点不怵。要是一对一，李三不一定是孙老师的对手，但是就怕万一，再说也不放心那帮喽罗，于是，在和我一块分来的同是中文系的那个校友的号召下，我们便跟着助阵来了。

       我是不习惯这种撸胳膊挽袖子的阵势的，打从上学，咱都是团结友爱的好榜样，哪逞想如今却要加入到行伍群里来了。但是有同事遇到这种麻烦，不出面捧场也说不过去，因此我是硬着头皮跟出来的。不过，那天的“武”最终没有动起来。因为半道里杀出来一个程咬金，也曾是孙老师的学生，和孙老师是老乡，毕业后在“江湖”上也是有一号的，出面平息了这场风波。

       过了没几个月，还是这个李三，竟与我有了一次面对面的遭遇。那是早已进入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在女老师宿舍看电视。看电视的，还有以前提到的爱自言自语的徐老师。而那天在宿舍里的女老师，只有一个许老师，也是我们一起分来的六位中的一员。正看着电视，突然李三歪斜着身子闯进来，浑身带着酒气。进来后，一屁股就拍到许老师坐着的床上，然后眯瞪着一双发红的眼睛，用胳膊比划着让我们看电视的出去，说要和许老师啦呱儿。许老师吓得赶紧躲开，不知所措的站到一边。而和我一起看电视的那个徐老师，慌忙站起来不吭一声就走了。——看到这种情形，我能撂下就走吗？——我为什么要走呢？我马上意识到虽然平时在人们眼里我可能是文弱书生，但关键时候腰杆一定要硬起来，于是我没有动。见我坐着没动，李三脚步踉跄的向我逼过来，我也站了起来。我和他身体离得很近，我发现他不比我高多少。就这样对峙了一两分钟，他仍是“乌鲁乌鲁”言语不清的威胁我出去。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候，门外来了他的几个小喽罗。其中一个的父母和我姓付的老乡相熟，一看是我，赶紧插进来，一边安抚我，一边去拉扯李三。人一多，局面也就出现转机，事情就草草收场了。

       我当时是很气愤的，但是我也很冷静。我做好了打算，只要他动手，我就准备给他来狠的，不留余地。因为他是明摆着欺负人，而我是拼命。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样结束。醒酒后，隔了一天的晚上，他又来找我了。但是那天晚上我到老乡家去了，一块分来的和我同系的那个校友挡住了他。因为是一个系的，也投脾气，我和这位校友在所有老师里处的关系是最好的。听说当时这位校友把一柄尖刀“啪”的一声插在桌子上，让李三过了他这一关再找我。结果李三反倒退回去了。

       从那以后，看着我的这个中文系的校友有时在院子里“嘿哈嘿哈”的走趟拳脚，我也产生了该练点什么的想法了。

遇险

       来到农场的第二年冬天，我遭遇了一次险情。

       事情起于洗澡。农场里有一个公共澡堂，在西北角。从学校过去，走着得十几分钟才到。而且房屋陈旧，设施简陋，所以我们一般不喜欢到那里去。我们那一排宿舍的西头上有一个水管，平时洗衣服做饭，都用那里的水。天不冷的时候，我们宁愿从那里将就。很多是趁晚上时间，而且还要提前告诉两位女老师一声，怕她们万一出来撞上，不好看。天一冷，有的也在屋里生上炉子，自己烧热水洗洗。而农场里的住户，有些讲究又有条件的便有自制的洗浴设备，老乡付叔家就有。其实也不过是焊个上下一体的铁炉，上面走水，下面通上天然气加热。看似简单，但也需要有单独的地方。付叔曾多次让我到家里去洗，我一直没好意思去。转过来到了第二年，天又冷了，而且我感觉和老乡也更熟络了，就打算顺从老乡的美意。

       那是已进入腊月的一个晚上，吃过饭我去了付叔家。他家的院子分成东西两个，西边是住人的，东边是洗澡的，中间被一堵墙隔开，墙上有小门可通过。付叔每晚都要到农场俱乐部下棋，十点多才回来。那天他临出门替我把炉子烧上，并调好火候。他让热水先往池子里灌着，嘱咐我过一会儿去洗，然后就出去了。我和付叔家的黄姨说了一会儿话，就过东边来了。到了这边院里，才听到黄姨朝这边喊话：“把窗户敞着——”

       洗澡房是套间，洗澡设施装在了里间。炉子立在房子里的一角，从炉壁的开口能看到呼呼作响的火苗。火苗从下向上由蓝变黄，很好看，也让人有很温暖的感觉。我没多想就把外间房门关上，而且插上插销。一转头发现紧贴水池的墙壁高处有个小窗还敞开着，我想何必呢，关上不更暖和吗——再说，我虽然知道不会有人到这边来，但还是不愿有被窥见的洞隙，于是我蹬上水池沿把它也关了。心想现在这里完全属于我的私密空间了，可要好好的享受享受了。我躺进已灌满大半池子的热水，悠哉悠哉的洗起来。

       没过多长时间，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从身体里弥漫上来。先是有点晕，慢慢有些胸闷。因为公共澡堂里有时也会有这种感觉，我没太在意。很快，胸闷在加剧，并且开始恶心，身体也好像变轻了，不妙！——这时我才想到可能有问题，打算到房子外面透透气。我从池子里往外爬，感到了浑身没有力气，而且心慌起来。当我身体发飘，脚步踉跄的走近房门，刚想抬手拔插销时，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已是深夜。我先是获得了一点意识——像游丝，似乎不是从自己身体里生发，而是从外面钻进来的。后来听到有嘻嘻索索的声音，但听不清是什么；再后来有了触觉，觉得自己有胳膊腿，而且和身体是连着的。最后才有了视觉，发现自己躺在老乡家的床上。这时我还说不了话，但能感觉到眼睛里淌出泪来——我听着心里在说：“我可活过来了！”

       等我完全恢复了知觉，从老乡的述说中我弄清楚了当夜的经过。我洗澡的时间大约是晚上七点多，不知为什么付叔那晚九点多就回来了。当得知我还没洗完澡，就要到这边来看看。黄姨还稍加阻拦，说我腼腆。叔叔还是稳不下神儿，说都是男的怕什么。于是来到东院，见门窗都关着，他在房外叫了我几声，没人答应。他紧张起来，推房门没有推动，他赶紧趴到外间的玻璃窗户上往里瞅，发现我一动不动的躺在门前的水泥地上。付叔身体不怎么好，但当时却一下子拽掉了窗户外面的一根钢筋。从窗子里跳进去，然后打开房门，把我抱了出来。以后的事情就是立即找来农场大夫，在院子里给我打上急救针，后又把我抬进屋里。从发现出事到苏醒过来，足有两个多小时——算得上是与死神擦肩而过了。

       有了这样的一次经历，我明白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生没有来世。从我失去知觉到重新获得意识，时空在这段时间没有给我的生命里留下任何痕迹。看来生命只有一次，一切的荣辱，得意或失意，都在生命有感知的时间里。生命多么美好，我们有幸来走一遭，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盛宴。因此，每个人都应珍爱这一切——尊重生命，爱惜生命。在人生的旅途上，要充分利用上苍赋予的所有恩赐，让生命开放出最灿烂的花朵，演奏出最华美的乐章。

       一夜之间，跨越死生两界。当第二天我从老乡家回到学校，又可以站在课堂上讲课的时候，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后来同事们听说了这件事，很多人还不相信哩。

体罚

       张涛，是我唯一体罚过的学生。

       张涛，就是我刚到农场时，去看逮鱼的路上碰到的那个男孩。

       果然，他就在我那个班。初一的时候，这群孩子稚气未脱，还能听老师的话。随着渐渐长大，他们的浮躁和野性也就越来越彰显出来。我是要把他们从初一一直带到初三毕业的，到了初三的时候，这群孩子就很难管理了。其他任课老师，每天应付完自己的课，就可以夹着课本离开了——他们也巴不得离这些学生远点，好落个清净。但是我不能，因为我是班主任。任课老师一走，学生在校的一切，都成了班主任的职责范围，而令我最头疼的就是管理这些学生。

       从初二开始，就有任课老师反映我班学生的纪律问题了。说有的学生上课不老实，自己不学，还干扰别的同学；你苦口婆心的讲一番道理，对他们而言就象耳旁风；你拉下脸来训斥，他们当面收敛一时，转过身就我行我素；特别是上自习课，老师在场还能勉强维持秩序，老师一不在场，那教室里简直就像开了锅。有一次，政治课徐老师的课堂上，几个学生当着徐老师的面就闹起来，逼得徐老师课上了半拉就离去。其实，虽为班主任，我的课堂上也好不到哪里去。每次上课，都得用一半的精力照顾课堂纪律。更可气的是有一次我换下一件白衬衫，却发现后背位置被染了花生米大的一片墨水污渍。我费了半天思量，也想不到怎么染上的，后来才恍然大悟：十有八九又是学生的“杰作”！肯定是我在教室里走或停的时候，他就把钢笔尖戳到了我的衣服上！几个特别调皮的学生里面，张涛就算一个。

       我的班级纪律如此局面，一块分来的校友给我支招儿，说教育不是万能的，要用拳头。体罚学生是不人性的，可是在这里却很实用。和我一块分来的那个同系的校友，一来就带初二的班主任。班里的几个调皮学生，几轮下来就被他治得服服帖帖。有一次，我批评张涛的时候，张涛显露出的不尊重老师的样子被他看见了，他对我的耐性很看不过，让我以后把不听话的学生交给他，他替我收拾。话虽如此说，我哪能就把自己班的学生让别班的老师管教呢。

       天还比较热的一个晚上，学生上晚自习，我值班。第二节自习课开始不久，那几个调皮孩子就有点坐不住了，前后左右的交头接耳。我在教室里来回转，以图压制住他们。当我从教室走到靠里头又往回走，刚过一半的时候，身后突然传出一声响亮而拉长的“卟”的声音。我以为是哪个学生放屁不小心弄出这么大的声音，并没有在意，只是喝令学生们不要笑个没完。我又走了两个来回，仍然是我往回走的时候，感觉在跟刚才大体一致的位置，又是很夸张的“卟”的一声，这次学生们轰笑得更厉害了。这时，我开始怀疑有人在搞恶作剧了。可是当我转过身，又看不出是谁搞的。我的气不打一处来，想这回非得把这个家伙抓出来治治不可。我故意走到讲台上，朝着黑板方向，假装看黑板上写的字，等着那个声音再来。不出所料，过了没两分钟，那个声音又响，我立即转过身，看见张涛正把埋在胳膊上的头抬起来，一双小眼睛狡黠的瞅着我，而他的胳膊袖子还是挽起的——好小子，原来是你！我大步走下讲台，厉声责问是不是他弄的声响。没想到他脖子梗梗着，不但不承认，还一脸的不在乎。我让他站起来，他竟不站起来。当时，我只觉血往上撞，抓住他的衣襟就把他拽了起来。他竟用胳膊扑棱着不让我抓着他，我实在忍不住了给他脸上来了两巴掌——他挣脱我跑了。自习上不成了，我就提前让学生放学了。

       第二天早晨我在宿舍门口刷牙，一转眼看见张涛晃晃荡荡的冲我走过来。我脑子里还曾一闪念他是不是来承认错误的，但马上就打消了。我假装没看见，继续刷牙。他来到我跟前，没想到却是跟我要医药费：“你得赔我钱——”说他身上哪个部位疼，要去买药。当时，我那个气呀，气得我手一抖，那把正在刷牙的牙刷柄“啪”的一声竟折断了。我怒极反笑，说：要医药费？看来揍得你轻！

       中午休息的时候，张涛和他妈找到了我的宿舍里。我心平气和的给她搬座位，让她坐下。我详细的把经过告诉她，并阐明了我的理由。然而她来没别的意思，就是怪我打她的孩子了。这种情况下，我始终坚守住一个底线，我说：“如果是我看错了，不是张涛捣乱，我向家长道歉，也象张涛道歉；但是如果我没看错，我管教他就是对的。我认为我没弄错。”

       那个时候，我的当校长的老乡于老师已经调走了，校长换了一位老女老师。校长后来告诉我，张涛的妈也到办公室找她了。她以及当时在场的其他老师没有不说我脾气好的，说还从来没听说我体罚过学生，能把我惹得动了气，该是她的孩子太过分了。说得那个女人没什么好应对的，也就不了了之了。

       离开学校和农场几年后，偶然的机会在别的地方遇见过张涛两次。我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还能回应，而且态度还算诚恳。我想，他该不会想着哪一天报复我了吧。

爱情

       农场里几乎谈不上有什么爱情，因为除了家属就是孩子，没有可供这些光棍老师们物色的对象。

       即使老师们手里教的这些学生，因为这里只有初中，所以毕业的时候，女孩子也还是毛丫头一个，青涩的很。

       可是这些女孩子到了外面待上几年，出落的但凡有点儿模样的，在我们这些农场教书的老师们面前就高傲的仿佛公主似的，再不会轻易把绣球抛给我们。

       这不，我们到的那一年，比我们早来的四位老师，还都单身着呢。其中的高老师，人长的周正帅气，分来的早。那时农场里分来个大学生人们觉得挺稀罕的，所以就有人撮合，介绍了一个在外面上技校的姑娘。有一段时间，高老师就经常到姑娘在农场的父母家，既帮助干活也在人家里吃住，俨然是一家人的样子。但是后来，那姑娘也不愿意了，终于无果。孙老师，据说曾喜欢过一个毕业出去的学生。我到农场后，也瞟见过那女孩一身半影的，确实有些姿色。可是那女孩走路目不斜视的样子，哪里有屈尊俯就这旮旯的意思，最后孙老师也只有羡慕的份。而两个神经有了点问题的老师，更不列在人们的视野之内了。异性资源如此缺乏，无怪乎一分来，于老师就着急的先给我占下“位子”了。

       然而一开始，刘老师对我并不感冒。于老师向她挑明的时候，她婉言推脱说还不想找对象。为此，于老师心里还替我不服气，但也一直没放弃努力。半年下来，可能是对我了解的多了，慢慢的刘老师态度缓和下来。然而，我却一直不是这么想的。当刘老师有了那个意思，老乡们胸有成竹，欣喜的问我的想法时，我的“还没考虑好”的答复，给老乡们来了个烧鸡大窝脖，把老乡们一下子打进了冰窖里。原来老乡们以为只要人家愿意，我就会无条件的同意呢，没成想他们费了大半年的心思，到了我这里才发现不是他们原想的那样。于是他们开始苦口婆心的做我的工作，甚至为此和我老家的父母取得了联系。当时我也难定主意，便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和刘老师以谈对象的名义相处了一年多。

       刘老师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安静平和，温文体贴，然而我俩在一起却找不到感觉。为了创造我俩相处的机会，有一段时间，只要我俩同在办公室，其他的老师就有意的躲出去，可是仍然没有话说，反而增添了尴尬。所以我和刘老师的事最终没成，不仅同事们遗憾，为这事操心费力的老乡们还不知有多抱屈哩。或许，他们只知道来到这里找对象不容易，而不知道我看似平庸的皮囊下面，却藏着一颗并不安分的心。

       后来，刘老师和高中时的一个同学取得了联系。那个同学大学毕业后已在离老家不远的一个大城市上班，我们的学校即将解散之际，刘老师就调回老家的中学教书了。

       几年过去，我们已各奔了前程，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一个老教师那里听到了这样的信息：说我们那一帮年轻老师里，有不止一个埋怨我哩。因为早知道我和刘老师是这种情形的话，他们好下手追刘老师呀。既碍于校长的面子，又不忍心和我这个好脾气的人争，结果把他们也耽误了。

       唉，如果真是这样，我该对我当年的难兄难弟们道声抱歉了。

尹杰

       一块分配到农场，同为中文系的那个校友，叫尹杰。

       在大学的时候，尹杰就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记得大学刚入学不久，他的一篇反映学校管理问题的作文，受到了校领导的重视，并且获得了在全校学生大会上被宣读的殊荣。从那时，我就知道有个叫尹杰的。后来，他担任了中文系另一个班的班长。

       ##年的那场风波，他是较为积极的一个。有一次，我看见他跳到学校的水泥乒乓球台上，挥舞着手臂向同学们鼓动和宣讲什么。为此，他付出的代价是，分配的时候他和同班谈了一年的对象被分开，他到了油田最西边，而她去了油田最东边，据说这是学校里有意安排的。自从我们来到这个农场，没见他的对象来过。

       尹杰，应该算是拳头硬，性格也硬的人。他身体结实，孔武有力；眼睛不大，眼神有时却象鹰一样犀利；他镶过门牙，一说话就露出醒目的金属牙边。刚来到农场的那年，他就和一个办公室的教师发生了冲突。那教师是外聘的一个男老师，三十几岁，身材高高大大的，只身一人在这里教书，带尹杰那个班的物理课。他在上课的时候，看女生的眼神不对，眼睛后边有一种超出了师生关系的意味，被不止一个女生反映到尹杰这里来。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尹杰，心高气胜，马上就有义愤填膺的意思。尹杰经过暗地里观察，发现那位老师确实有这个不轨现象。他第一次找到那个老师，含蓄的给了他提醒和警告。但是过了不久，那个老师的毛病又犯了。这种事向上反映吧，无凭无据；听之任之吧，会影响班级的教学秩序。于是，尹杰就有私下里教训他一下的想法了。他知道，事情闹大了，无非就是把那个老师解聘，但也就达到了清除教师队伍里，严格说是尹杰带班主任的那个班的老师队伍里害群之马的目的。他是想周末的时候单独把那个老师约出来，把事情说明白，如果对方耍横，他就准备跟他干一仗，他自信能摆平那位老师。可是接下来对方没有给尹杰这个机会，周末到了，不知是早有打算，还是听到了什么风声，谁也没留意，也不知在具体什么时候，那个老师卷了铺盖溜之大吉了。当尹杰知道了，那个老师的宿舍里已空空如也。可是尹杰那几天从学生手里收上来的几百块书费钱，因为还有一两个学生没缴，便一直放在教室的办公桌抽屉里，也不翼而飞了。尹杰断定就是那个老师临走给他使了这么一手，气得直咬牙。幸好校长和我们关系不错，学生书费最终也没有让尹杰赔偿。

       到了第二年，又分来三个老师，全是男的，而且都是我们的校友。新来的老师里，其中一位在大学就听说过尹杰，一来就和尹杰甚是投机，除了上课，几乎形影不离，那亲密程度很快超过了我和尹杰的关系。这一下，尹杰可有了伴儿。两个人一块儿去逮鱼，有时候是钓，有时候就拿了网和罩子。有一次，没收获鱼回来，却摸了一兜子田螺。晚饭时候，尹杰兴趣盎然的亲自暴炒了一大盘，给那个给这个包括两位女老师品尝，结果他自己并不爱吃，我倒吃了不少。有一次周末，架不住他俩一起撺掇，说某某河沟里发现了黄河鲤鱼——“是黄河大鲤鱼呀！”尹杰一边用手比画着有一尺多长，一边瞪着一双小眼睛兴奋的说。好在我也没事，就跟着他们去了。那时，我们都没有自行车，出去都是步行。我们跨田越沟，走了不知多远，也没找到有“黄河大鲤鱼”的地方，但是他们的兴致却一点也不受影响，回来一路上仍然乐乐呵呵。而我，是抱定以后不会再和他们出去逮什么鱼的了。

       后来，经人介绍，尹杰和一个在指挥部单位上班的读过职高的姑娘谈上了对象。那姑娘的家就是这个农场的，姑娘回来的时候，两个人就能会面了，可是听说姑娘的母亲不很同意。以尹杰的那个脾气，未来丈母娘的气他也不会吃，因此，一度关系搞的很紧张。那一段时间，尹杰脾气暴躁，情绪不稳。这一点他班的学生们也感觉到了，因为他们的老师很容易发火，所以见了他象老鼠见了猫一般，溜着墙根走，大气不敢出。

       初秋周末的一个晚上，我从老乡家吃了饭回来八九点钟了，刚落座在宿舍里，和尹杰打得火热的那个同事，突然推开我的宿舍门，拉着我说尹杰出事了。我一听吓了一跳，但是他眯着眼嘴角挂着不易察觉的坏笑的神情又好象不是发生了什么大事的样子。我赶紧问怎么了，他故意压低声音说：“死了！”——我唬的不轻，赶紧随他出来，来到这个同事的宿舍里，却见尹杰四仰八叉的躺在地上，身旁的脸盆里有吐出来的污物痕迹。我马上明白同事跟我开了个玩笑，但是，我也第一次看到尹杰醉成不醒人事的样子。他身上滚的满是泥土，他的手腕上新添了四五个烟头烫的圆形伤痕。他一会儿就要吐一回，吐完就得给他喂水清理一下口腔。这个同事是招呼我一起来照顾尹杰的，说把他一个人累坏了。于是我和他一起照看了尹杰大半夜，等尹杰状况稳定了，不怎么吐了，才各自休息。事情过后这个同事跟我说，他也不知道那天尹杰到底喝了多少酒，就怕万一出意外，所以叫上我也是个见证。

       一个在大学里曾叱诧风云的人物，一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在这个环境里，竟也被逼出了脆弱的一面，以后每回想起这一幕，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凉感，就萦绕上我的心头。

李璞

       李璞是晚我们一年分来的，后来和尹杰关系特好的那位老师。

       李璞个头不高，一身干瘦，头也显得很小，长得又黑，所以看上去很不起眼。他平时不苟言笑，总是摆出一副很冷峻的样子。来到学校不长时间，他就在树杈上吊了个沙袋练拳。他宿舍里有一副拳击手套，有时候他就带上比画几下子。听说有一次一个辍学的在农场里到处游逛的小青年见他瘦小，没把他放在眼里，便到他上课的班里捣乱，被他一拳下去，打得一边槽牙都活动了，从此那小青年再不敢傍他边儿，他的不好惹的名声也在学生群里传扬开来。

       他是偏于内向的性格，有时候让人感觉有点怪。一次夏天的时候，单位给每人分了五斤罗非鱼，还分了两只白条肉食鸡。为了怕坏了，他把几条大点的鱼里外抹上盐巴，然后挂到树干上。而两只肥硕的鸡，他把鸡头和鸡爪用刀剁下来做熟了吃了，鸡身子用报纸裹了裹就放进了桌洞里。也不知是忘了，还是根本想不起来吃，过了几天，闻到一股臭味了才拿出来，却只有扔的份了。而树上的那几条鱼，盐巴也没挡住成群的苍蝇，还没等晒干，鱼肚子里就招满了蛆，也扔掉了。他爱抽烟，有一次出去旅游，他别的什么也不买，却在当地买了一箱假烟回来，最后剩到半箱，连自己都抽不下去了。不过他倒也不觉得可惜，给人一种荣辱不惊的感觉。

       他还有一个“涉商”的经历。那几年刚兴明信片，不知是为打发寂寞还是想挣点外快，有一天他弄回来一编织袋明信片。不过他倒是不特意在本校卖，可能是怕影响不好。而是拉上尹杰和我到附近村里的学校去卖，结果也没卖出几张。他便向住在学校的老师们推销，我看他又要连本都赚不回来的样子，就从他那里买了好几套。

       这个农场的西南方向两公里左右，也有一个农场，那里的学校有我们的同学和校友，因为离所属指挥部近，比我们这里的环境要好些。有时，我们闷了也到他们那里看看，虽然相距不远，但也只是偶尔相聚。深冬的一个下午，我和尹杰、李璞借了两辆自行车去了那个农场。晚上被那个农场的几个校友留下了。酒桌上，李璞喝大了，当着诸多校友的面，他竟然呜呜的哭起来，嘴里含混不清的絮叨如何的压抑和痛苦，弄的大伙感叹不已。去的时候，是尹杰用自行车带着他，回来的时候，因为尹杰也喝了不少酒，我就带着他。怕他坐不稳，我让他趴到我的背上，胳膊搂紧我的腰。回来第二天，我发现昨晚穿的羽绒服后背有一排清晰的牙印痕迹。原来，他抱着我还怕不稳，一路就用牙叼着我的衣服，看来醉的是不轻。

       就在从那个农场回来不久，一次他又喝了酒。那天赶上他上晚自习，他仍坚持到教室里值班。教室里在讲台一侧的下边，有一套取暖的天然气炉具。炉具是用厚钢板焊成的一个立柱体结构，有半米高，顶部是平的，中间有盖，侧壁有开口，一个天然气平板炉就从开口放进去，在下面烧。到了教室，他就搬把椅子坐在炉子跟前打起盹来。过了一会，他突然从椅子上栽了下来，脸正趴到已烧得几乎发红的炉顶上，却无知觉。亏得学生马上看到了，赶紧把他拉起来，而额头和鼻子上已各烙掉了一层皮。过后好长时间，他的脸上都黑一块红一块的。

       多年后，学校也已解散好几年了，原来农场里的很多家属已不记得其他许多老师，但是记得有一个干干瘦瘦的李璞。

后记

       一九九三年，因为生员减少，我们的学校被撤消了，剩下的一部分学生被安排到临近的另一个油田指挥部的学校就读，就是文中提到的我们所在农场西南方向上的那个地方。

       我们这些老师，双职工的老教师基本上都向指挥部靠拢，或在离指挥部较近的学校继续任教，或者在指挥部的其他单位谋个差使；而另一半是家属的老师，则被规划到附近的另一个指挥部的农场学校；仍然单身的老师里，高老师因为教学成绩突出，被抽到指挥部学校教书；孙老师其时已跟父母都在农场的一位姑娘订了婚，也去了农场附近的学校；两位神经不大好的老师，分别去了指挥部附近的学校，据说不教课了；尹杰还是有股钻劲儿的，先是调到指挥部的一个工矿企业当了一年半载团干事，后来就调回老家，在高速公路的一个收费站当站长去了。李璞没进学校，先是到一个工厂和工人一样干了一年多扛油管的体力活，后来总算换了个办公室的工作。过三十岁的人了，找了地方上的一个家属。不过，那女孩学过幼师专业，婚后自己办了个幼儿圆。结婚的时候，我特意去了，尹杰也去了，见了面难免唏嘘感叹一番。我和刘老师明确分手后，认识了西南方向上那个农场的老乡，后来中间拐了好几个弯，接触到了一个在该农场所属指挥部单位上班的姑娘。于是，学校撤消的时候，我在那个指挥部老乡的帮助下调到了一个企业单位至今。

       再后来农场也归并到和西南方向上的那个农场所属的一个指挥部了，而我的那两户老乡，都去了原属指挥部。于老师在学校撤消前一年就调到油田中心的学校去了，还担任一定的管理工作。但不幸的是，几年后他出了车祸，撇下还是家属的杨姨和未成年的孩子。

       四年的教师生涯，除了我的几个老乡，还有同甘苦，共患难的同事，我对农场，对学校没有多少好感和留恋。现在想来，如果不是学校撤了，还不知道我们要熬到什么时候呢。